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郭建龙 著 中国财政史诗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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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名称】: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资料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以中国历代王朝为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详细梳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本书分为三部分，以中国历史上三次社会与财政的重建为划分阶段的标准。第一部分聚焦于秦汉到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国有体制，汉武帝、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部分以北魏的土地国有制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土地国有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代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部分自元代政府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起，随后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为终。 　　作者简介 　　郭建龙，独立作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出版作品有：小说《告别香巴拉》；文化游“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人物传记《一以贯之》；商业传记《势在人为》；历史游记《穿越百年中东》。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秦到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皇帝的铸币战争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第三章 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王莽：改革派的复古式集权 　　梦想家的币制幻想曲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当皇权受到抵制 　　制度的惯性之重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 　　三国：财政为王 　　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 　　西晋：道不尽的禅让制 　　查不清的土地，理不尽的户籍 　　南朝：漫长的终曲 　　第二部 财政失控的繁荣帝国（北朝到南宋，公元386年—公元1279年）第六章 唐德宗：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 　　当皇帝出逃时 　　战争时期的加税经济学 　　藩镇割据时期的财政死穴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 　　沦为守财奴 　　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北魏太后的政策与爱情 　　六世纪的“大跃进”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 　　第八章 唐代：*简单的财政，*复杂的问题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盛世王朝的终结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殇 　　岳阳楼上叹革新 　　错综复杂的财政集权 　　官买官卖遍天下 　　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 　　第十章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纸币猛于虎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 　　*隐蔽的敛财术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溃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机 　　南宋的金融崩溃 　　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 　　第三部 *完美的集权机器（辽金到清，公元907年—公元1911年）第十二章 元代：大蒙古的财政危机 　　宰相脱脱：蒙古人的凯恩斯(3) 　　大蒙古时期的财政 　　忽必烈的孱弱遗产 　　摇摆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 　　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 　　飞转的印钞机和社会崩溃 　　第十三章 明代：*严密的集权皇朝 　　玩不转钞票的皇帝 　　亏本的对外贸易 　　蒙人的户籍和土地清查 　　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 　　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 　　加税直到灭亡 　　第十四章 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探花不值一文钱 　　理想样本，也是落后样本 　　赔款与借债 　　重归往复的叹息与无奈 　　后记 　　附录 　　参考史料及著作 　　媒体评论 　　郭建龙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之一，总觉得他是个奇人和孤例。他为人的纯净善良、对世界的强烈好奇心、独身探索险地的勇气，和巨大的阅读量、把握历史的大气、独立思考的能力、判断的成熟，融合在一起。他写的书我都喜欢读。 　　——林达作家 　　前言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国策，到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的财税、国企改革，到如今第五代领导人的癸巳新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的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要想继续改革，必须触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政府将这三者全面放弃的迹象。国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国企职工也可以下岗，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企则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和私有化，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控制力。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哪怕问题再多，政府的改革措施也只会修修补补，甚至出让一定的使用权，但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交给民间。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则决定了印钞权的归属，政府从而拥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人民的储蓄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 　　有人认为，这三大底线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也称为三大基础。从马克思开始，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基础，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的成果。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到垄断经济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 　　1．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作者认为，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2．对于中国现代财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只有透过王侯将相的表演，看到财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能真正了解一代王朝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并意识到许多现代问题实际上有其古代版本，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预测未来的发展。 　　3．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种现象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支柱的来龙去脉，并围绕着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本书将会一一分析。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都俯首听命。 　　周代虽然建立了诸侯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们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对人民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了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过于快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国有企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立国有企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是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盐和铁是*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也形成了*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IT行业。汉武帝围绕着盐铁资源，垄断了经营权，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的战争经费。 　　除了建立国有企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武帝的衣钵，在建立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大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在1978年之后，中国农村也曾经实行过类似的分地制度。 　　另外，与现代中国类似，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也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也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盈利，要么只能实行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反而导致唐代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唐玄宗在盛世时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打仗。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得节度使反而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并*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再扩大成为一个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则为中国提供了*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会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膨，中央政府突然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并且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发现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近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从上面的回顾也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大制度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实验。而它带来的结果也在一次次重复，每一次的重复虽然有特殊性，却又有许多规律可以追寻。本书在叙述这些中国古代的经验教训时，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区隔划分，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过时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导致著作中充满了一股腐臭的德国味儿。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却仍充满了陈词滥调。 　　本书所弥补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缺陷：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而在选择史料上，则尽量重读古代典籍，以《二十五史志》《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为依据，辅以其他史料，紧扣这些材料来分析问题。 　　本书分为一个引子和三部。引子介绍了中央帝国形成之初*重要的财政事件：汉武帝建立财税样板。而本书正文的三部，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1949年之后的流行观点将大一统时期的历史统称为封建时代。但严肃的学者大都已经指出这样划分的错误，大一统之后形成的是一个集权式政权，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僚机构对全国进行控制。这样的政治结构绝非欧洲式的“分封建制”，秦汉之前的周代反而是符合封建特征的，但在流行观点中，又将这个时期硬称为奴隶时代，显得不伦不类。 　　本书对秦汉之后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第一个朝代往往是从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却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诸侯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了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武帝时期，由于战争财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带着计划经济色彩的财金改革，但由于政府干预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了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结块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为板结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严重到影响政权的存续，*终被更加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了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成了政权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弱不堪，第一周期终于在建立八百年之后，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土地公有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公有制。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却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但当有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给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了下去。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目却在减少，土地随即被从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收入无法得到满足。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了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大发展，但财政却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国有垄断经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宋代，因为战争成本、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实验。纸币*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的巨大财富再分配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早的一系列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人民的生活却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才开始了近代化的路程，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它曾经充满了希望，却*终被迫回归到国有企业、金融垄断与土地公有制的两千年往复中。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回顾古代，而是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 　　精彩书摘 　　秦代灭亡的原因跟“仁义”毫无关系，而是亡于战争财政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秦为了统一六国，围绕着战争建设了一套高效的财政机器，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但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终崩塌。 　　秦代灭亡后，社会的普遍思潮是：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集权帝国注定会失败，谁也无法以合理的财政成本来维持帝国的统一。在这种思潮下，人们更倾向于回到战国时代，建立众多的国家，来分散统一帝国的风险。 　　刘邦没有顺从这种思潮，而是逆势而动，重建统一的集权帝国。然而他死时，这个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财政上离心力过大，不可持续。 　　文景时期，是集权帝国的二次构建时期，不仅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还要通过财政制度的建设，来压制地方的离心力。文帝采取了拖延战略，先发展经济，至于地方诸侯问题，则留给了未来。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给中央政府留了机会，完成了官僚和财政的集权，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到这时，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趋于稳定。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被丞相赵高推上了王位。此刻，他祖父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已经存在了十五年 。 　　子婴登基时，并没有像他之前两任君主那样称“皇帝”，而是改用“秦王”的称号。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接手时疆域已经大大缩水，当不起“皇帝”的称号了。 　　秦始皇时期，秦的疆域从西方的临洮、羌中直到东方的大海，从北方的长城直达越南北部的象郡。但是子婴继位时，原来的六国都已经叛乱，名义上属于子婴的，其实只有关中一带属于原来秦国的部分。可是这一部分也濒临失控，起义军已经来到家门口，只等着入关了。 　　继位四十六天后，刘邦兵临城下，子婴出城投降。秦代灭亡。随后，起义军中*强大的一支军队在项羽的率领下也到来了。 　　项羽杀掉了子婴。起义军将领在项羽的主持下瓜分天下，各自称王。秦代统一的疆土被分裂成十九个诸侯国。其中，先入关的刘邦被封为汉王，接收了巴蜀和汉中之地，定都南郑；而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占据了梁、楚地的九个郡，定都彭城。 　　这就是楚汉相争的起点。四年后，汉王刘邦灭西楚霸王，建立了汉帝国。 　　人们常常把楚汉相争当作一场普通的争霸战。在汉代以后的争霸战中，争战双方怀着同样的目的，都想获得整个帝国，称帝登基。因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项羽获胜，也会像刘邦一样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西楚帝国”。 　　但这只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大一统的观念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形成的。 在秦代灭亡之后，项羽以及大部分的军事将领并没有想要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楚汉相争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想的争锋。在刘邦要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同时，大部分人的理想却是：废除皇帝，回到诸侯时代，由各个诸侯管理自己的国家。对于他们而言，项羽本人则是一个齐桓公式的霸主，不是皇帝，对于各个诸侯国只有有限的监督权。 　　楚汉相争并非是谁当皇帝的争斗，而是两种选择的岔路口：一种选择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模式，另一种选择则是独特的大一统帝国。 　　但这两种选择的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就是不均衡的。秦末民变一爆发，诸侯力量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人们纷纷杀死秦始皇派去的守丞，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参与到复国运动中去。 【下载地址隐藏】：                    点：回复可见地址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