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埃里克·劳赫威 陶郁;黄观宇 译

股票学习站

	【资料名称】: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资料描述】: 牛津通识读本：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 　　编辑推荐 　　这本书告诉我们，美国1930年代的大萧条并不是凭空降临的。大萧条之前，美国人民就已经在广告商的花言巧语之下，追随消费欲望的膨胀，以信贷方式落入了“负债的世界”。在滥用杠杆透支消费能力之后，股市崩盘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此后政府为应对大萧条而推出的新政，并不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单独措施，而是一系列持续的政策试验。 　　内容简介 　　本书出色考察了美国那场经济危机以及历史上一次巨大的政策革命。劳赫威在书中呈现了罗斯福新政主要的成功与失败之处，解释了为何新政的某些计划会成功、另一些计划未能成功，这些计划包括建立全国复兴总署这样的机构，以及设立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通过《社会保障法》这样的重大举措。在全书最后，作者描述了罗斯福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何将新政的各项战略推向全球舞台。 　　作者简介 　　埃里克?劳赫威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近年来主要研究领域为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另著有《赚大钱的人：罗斯福和凯恩斯如何终结大萧条、击败法西斯并实现繁荣的和平》（2015）、《诸国中的蒙福者：世界如何造就了美国》（2006）、《刺杀麦金利：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是如何形成的》（2003）、《亲情的庇护处：1900－1920年间的家庭与美国改革政治》（2001）等。 　　精彩书评 　　罗斯福的*大历史功绩，就在于说服了具有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传统和自我安全感的美利坚民族，使之转变为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一大克星，甚或*大克星。这项伟大成就依凭的——再说一遍——信赖、鼓舞和引导本国人民的政治秉性和才能，我们可以在译林出版社提供的《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中译本内领略再三，得益匪浅。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时殷弘 　　要想理解大萧条，理解罗斯福新政为使美国恢复繁荣所付出的努力，每个人都应该从这本书开始读起。此书见解独到、发人深省，与前景不明的经济时期息息相关。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 小约翰·米尔顿·库珀 　　目录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负债的世界 　　第二章 胡佛那几年 　　第三章 萧条的美国 　　第四章 复胀和复苏 　　第五章 管理工农业 　　第六章 制衡性力量 　　第七章 开始的结束 　　结 语 本土与海外的新美国模式 　　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主要联邦法案 　　索引 　　英文原文 　　精彩书摘 　　第一章 负债的世界 　　无论对于大萧条的各种解释演变得如何多样，它们都存有一个共识，即1920年代晚期饱受经济危机煎熬的世界，已经和人们此前所经历的那个世界大不相同。彼时，世界已被整合为一个相互勾连的经济体，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导致了一些根本性的剧变。战争使人员、物品与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变得困难，也改变了这些要素的流动方向。这场将美国置于新世界体系中心的战争，反过来也改变了美国，使新大陆上这个曾经超然化外的民族，一跃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这些变化及其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并非直至事后才变得清晰—有些观察家在当时便预见了它们的发展。 　　1919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基于《凡尔赛和约》展望未来，预言了工业世界的前景：“欧洲各国的生活条件持续恶化，一些民众终将陷入真正意义上的饥荒（俄国已经达到这一临界点，奥地利差不多也达到了）。饥寒交迫的人们会竭尽全力以确保满足自身生存的根本性需求，而他们的行动不仅可能摧毁残存的制度组织，甚至可能湮灭文明本身。”凯恩斯写道，“和平的经济后果”将引发萧条和绝望，并导致文明世界解体。尽管凯恩斯或许是不无偏颇地把即将发生的灾难部分归结于《凡尔赛和约》的条款，他也批判了和约的遗漏之处。会聚于凡尔赛的各国领导人原本有机会恢复和重建1870至1914年间的全球体系（凯恩斯将该体系称为“经济桃花源”），但他们错过了良机，创造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桃花源的世界。 　　1914年以前，人员、物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对而言很少受到限制。在此情况下，这些要素最有可能流向那些能够带来最高利润回报的地区，而这种跨国流动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完成了工业化的欧洲地区得以享受贸易顺差。 　　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约有5 500万人离开欧洲，前往位于新大陆的各个国家寻找希望。这其中的大多数移民，是想在全球市场上寻求更高劳动力回报的产业工人。他们离去之后，欧洲的劳动力供给出现了下降，留下来的工人得以获取更高的薪水。对于土地充裕的新大陆国家来说，欧洲移民的到来则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发展。不过，当时的移民活动并非完全畅通无阻。若将19世纪的国际市场形容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那无疑是夸大其词。毕竟，新大陆国家在为诸如劳动力这样的生产要素打造跨境市场时，往往对某些地区青睐有加。澳大利亚各州显然自1850年代起就开始限制来自中国的移民，而到20世纪早期，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已对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移民设定了很高的门槛。1917年，美国不仅划定了移民“禁区”以阻止来自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移民，还通过推行文化水平测验来减少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然而，上述这些限制措施却让数百万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得以在新大陆谋得更好的职位。 　　同一时期，大英帝国基本支持物品的跨国自由流动。包括原材料和制成品在内的各种物资，几乎无须缴税便可在新旧大陆之间自由交易，这使各国得以生产最适合其生产的物品。像对待移民一样，各国在这一时期偶尔也会制造贸易壁垒（拉美各国的关税水平尤其较高），但与1920年代相比，此时的国际贸易显然更为自由，而英国更是推动降低关税的领头雁。 　　观察家们指出，对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与英国进行贸易尤其有利。英国银行为道路、运河及铁路的建设者提供资金，使这些国家的开发活动得以向内陆和草原深处延伸。开垦耕地的活动提高了新大陆土地的产量，而通过将农产品卖回英国，新大陆国家又得以偿还其债务。由此，至少就欧洲而言，与物品和人员流动相结合的资本流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1909年写道：“通过对其他国家投资，我们首先给借款国提供了信贷，以便它们能够购买发展所必需的物资；由此，这些国家得以大幅提升产量，从而能够为我们的资本支付利息和利润，并显著增加购买英国商品的数量。 　　凯恩斯高度评价这个已经消失了的体系，因为它使欧洲在历史上首次得以缓解因人口增长超过粮食供给增长而带来的巨大压力。凯恩斯解释道：“随着欧洲人口不断增长，一方面会有更多移民前往新兴国家去耕种那里的土地，另一方面在欧洲将有更多工人为生产工业品和投资品而做好准备，他们的产品将供养生活在新家园中的移民，也将建造出铁路和轮船，把远方的食物和原料运抵欧洲。”战争迫使这个体系停止运转。人员和货物不再能自由流动。这两大要素此前是生产的力量，现在却导向毁灭。资本不再被提供给新大陆的边疆地区，却被投入了西线的战事。更糟糕的是，当战争结束、和平再度降临，业已崩溃的世界秩序却未能得到重建。凯恩斯抱怨道：“《凡尔赛和约》中并未包含任何关于欧洲经济复兴的条款……也未作任何努力去调整新旧大陆的经济体系。” 　　回顾193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H.E.卡尔写道：“1918年，人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应当肩负起领导世界的使命……该国却拒绝担此重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不仅拒绝带领世界重建一个传统的开放经济体系，还采取了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行动。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曾经试图限制移民；到1920年代，该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有效性得到显著提升。1921年和1924年，国会通过法律，对移民数量设定了限额。新大陆的其他国家也以各自的方式限制移民人数。有些国家和美国一样，将政治激进分子以及罪犯、穷人和残疾人阻拦在国门之外。巴西人试图把移民驱赶到农场里面，而不想让他们进入城市。加拿大1919年的移民法案认为“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怪异的移民不适合在该国生活”，允许官员阻止他们入境。正如凯恩斯在1919年所预见的，上述限制加大了欧洲人在海外寻得机会的难度。 　　限制性法律也减缓了货物流动的速度。美国在1921年和1922年两次提高了关税，其他国家也开始竞相效仿。忧心忡忡的外交官们召集了一系列旨在呼吁各国消除贸易壁垒的会议。1927年召开的国际联盟世界经济会议堪称这一系列外交努力的高潮。该会议强烈反对关税，最后却无疾而终。在整个19世纪，美国人素有征收高关税的传统。然而，正如《纽约时报》在1926年所指出的，自19世纪以来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不必是政治经济学家，每个人都能看出1914年来的一系列事件已经使我们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些在1914年前或许还算情有可原的财政政策，此后已经无可救药地被扭曲了。除非愿意接受外国债务人能够向我们提供的那些东西，我们规模庞大并且还在持续增长的海外投资就不可能获得长期回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美国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纽约也取代伦敦成为了世界信贷体系中的核心贷款方。上述转变，不只意味着地位和名次的易手。战后债务不同于战前借款。19世纪，新大陆的借款者使用英国贷款修筑铁路和牧场，打造了自身偿还贷款的能力；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则用美国的战时贷款购买枪支和炮弹，削弱了自身偿还贷款的能力。在战争中受创的国家筹借了更多的贷款去偿还债务；有时候是从美国借款去清偿其他参战国，后者再转而向美国还债。 　　1920年代的这个新型全球体系，在开放性和灵活性方面逊于此前的体系，它依赖美国通过持续提供贷款来平衡其他许多国家的赤字和负债，从而确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陷入贫困的世界继续运转。美国的贷款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但该国却在1928年完全终止了贷款，导致德国、波兰、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陷入衰退。然而，举步维艰的世界未能引起美国人的关注，他们当时正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自己国内经济过热的情况。 　　自1921年从战后经济衰退中复苏之后，美国经济就以稳健的年增长率不断发展。美国工人以更高的效率生产了更多的东西，他们的收入也相应获得了提升——虽然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利润增幅要比工资的增幅更显著。许多美国人的乐观主义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繁荣时代，现在有更多美国人能够享受得起更奢侈的商品，并且至少在物质上能够过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生活。他们的信心坚定不移，乐意接受当时新近出现的信贷产品，借此购买他们兜里的现金支付不起的商品。1920年代末，美国人享受着用债务精心布置起来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家庭的户均债务增加量非常有限，如果将房屋按揭排除在外，每年增幅仅有四美元。到1920年代，这个数字增长了两倍以上，达到每年约十四美元。美国人用借来的钱购买那些他们当时正在加速生产的东西：昂贵的、耐用的、奢侈的商品。这些商品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催生了他们对生活更高的期望。1920年代出现了定期播放的广播节目，收音机和留声机也走进了美国家庭。此外，美国人还开始购买包括冰箱在内的家用电器。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购买了汽车。 　　汽车的生产、采购和金融支持不仅塑造了人们对19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时期的印象，还塑造了繁荣本身。这一时期，美国的汽车产量在十年内翻了一番有余。到1929年，美国共生产了440万辆汽车，而汽车行业也成为全美产值最高的工业部门。到1920年代结束时，大约有44.7万美国人在汽车行业工作，使汽车行业成为全美就业规模第二大的产业，仅逊于钢铁行业。美国人生产的汽车越多，他们对玻璃、橡胶、钢铁和石油的需求就越旺盛。汽车销售带动了道路、郊区住宅和购物中心的发展，也催生了其他公路周边的景点。 　　美国交通部门的记录显示：1920年，平均每三个美国家庭才拥有一辆汽车；而当1920年代结束时，全美几乎每家每户都拥有一辆汽车。1929年，全美约有1.23亿人口，汽车数量却高达2300万辆：假如每辆汽车里都舒舒服服地坐上六个人，那么全部美国人都能同时上路！ 　　收起全部↑ 　　前言/序言 　　序 言 　　时殷弘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教授埃里克?劳赫威所著《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是一部简洁扼要、饶有洞察和甚为可读的杰作，首先是在这些可赞的秉性意义上的杰作。现在，因其优秀素质和高尚品味而在国内享有盛名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中译本，确实是丰富中国读者的现代美国史和现代世界史认知的可赞之举。 　　本书作者劳赫威教授成就颇丰，另有《诸国中的蒙福者：世界如何造就了美国》《刺杀麦金利：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是如何形成的》等著作。在本书内，他呈现了美国现代史上一大创举——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成功及失败之处，力图解释为何新政的某些计划会成功而另一些却未能如此。在书末，他甚至还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罗斯福政府如何试图将新政的一些根本取向和相关战略推向全球舞台。 　　在译林出版社编辑盛情邀我撰写的这篇序内，我不想评论主要作为国内政策和政策实施体系的罗斯福新政本身，也不想较详细地评论劳赫威教授的相关论说，因为这些毕竟多少超出我作为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和战略研究学者的主要专业能力。在此，我只想集中谈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我心目中与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类似的一大英雄——作为伟大的政治领导和国务家的一大根本才能，即长于信赖、鼓舞和引导本国人民。近二十年前，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多里斯?吉恩斯?戈德温曾恰当地指出：“对他的领导力来说，没有任何因素比他对……美国人民的信赖更重要。”不仅如此，他的与民众频繁沟通、由此鼓励和引导民众的杰出才能到头来导致了一项非常紧要的政治和战略资源，那据戈德温所言就是“没有任何别的总统那么彻底地占据了美国人民的想象力……罗斯福引人注目地能将他的内在力量传输给他人，使得……男男女女‘开始感觉到它，参与它，为它欣喜——并且以他们自己的信心十倍地报答它’”。用罗斯福总统自己的更简洁的话说，“如果你正确地对待人民，他们就会正确地对待你……十有八九会如此”。 　　正确地对待人民包括教育和引导人民。这是个复杂的问题，然而在历史上有个很好的榜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当然还有他前面的林肯。什么样的榜样？首先是一定要听公众舆论，一定要尊重公众舆论，即使有时政治领导知道某种公众舆论不对，但还须至少暂时地跟着做。为什么？为人民劳作和奋斗与教育和引导人民本质上并行不悖，而教育和引导就须有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方式。如果老是拒绝人民间或的不合理情绪和要求，就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先让人民信任政治领导，政治领导才可以由此获得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或曰公众信任，从而可以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在人民不正确的时候，有这“资本”去引导和教育人民，使他们支持正确的国务方针。国家政治领导是国家利益的受托者和首要负责者，而不是“大众激情”的单纯呼应者；而且，政治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从政治后果（就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总体利益而言的政治后果）估量出发，不等同于普通的情感。政治领导对人民的正确呼应和引导既取决于政治才能，也取决于战略意识和负责精神。 　　罗斯福总统最重要的历史性成就不是新政，而是引导美国人民最终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他1937年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著名的“检疫隔离”演说，由此开始了对美国人民在这方面的教育过程。尽管此项初次尝试因为遭到孤立主义势力非常广泛和激烈的指责而全无效果，也尽管他多半由于顾虑这严重的国内制约而对德奥合并和苏台德危机采取了软弱不堪的姑息立场，但他仍然像他私下说的那样，希望终究能使美国人民认识到只顾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只会加剧战争危险。《慕尼黑协定》往后，可以看到罗斯福义无反顾地步步在政治乃至军事上支持与法西斯对抗的国家，同时越来越成功地推动和引导美国舆论朝他希望的方向转变。就这后一方面而言，他的成就在西方民主制国家历史上无疑出类拔萃甚至首屈一指，如前所述表现了大政治家的一种根本才能。罗斯福的最大历史功绩，就在于说服了具有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传统和自我安全感的美利坚民族，使之转变为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一大克星，甚或最大克星。这项伟大成就依凭的——再说一遍—信赖、鼓舞和引导本国人民的政治秉性和才能，我们可以在译林出版社提供的《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中译本内领略再三，得益匪浅。 【下载地址隐藏】：                    点：回复可见地址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